师恩难忘******
刘末利
1960年,对于当下,已是十分遥远。对于我,那时从学校毕业,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,还是如此清晰在目。那时的我,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,也显得非常稚嫩。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。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,社领导、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,都给予鼓励、赞许。
记得1961年的春天,我奉命出差,地点是天津市区。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,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。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。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:“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,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。”
几十年来,这个“评语”一直牢记在心。1963年初,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。第二年的春天,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。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。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,我毫无把握。到了杭州,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,更使我忐忑不安,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“出洋相”。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,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。他当即给我出题目,约请与会的杭州、宁波、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,他也参加。社长手把手的指导,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。一切安排妥当,座谈就在晚上。趁那天下午休会,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,我也随行。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、聊天。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,品尝龙井新茶。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“机会”,享受龙井的美妙,一杯接一杯,忘乎所以。返程途中,自我感觉不妙——晕车了。回到宾馆,免去晚饭还不行。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,与会者陆续到达。我却因胃里“翻江倒海”,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。多少年来,无论我怎样努力,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,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:“你这种身体,怎么当记者呀!”
这个“洋相”出得够可以的了。晕车固然是因为“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”,算不上疾病,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。“杭州事件”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“对着干”。后来,我因采访而海、陆、空都“晕”过了。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,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,我参加首航采访。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“现场采访”。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,我就晕得躺倒了。眼看完成任务有难,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。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,再陪着我前去。我就在“采访—躺下—再采访—再躺下”的节奏中完成“首航”。
岁月流逝。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,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。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。1979年初,上海分社“开张”,包括分社负责人,人员只有七八个,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。那时国家进入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的新时期。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,又是全国工业基地;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、对外开放的方针中,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。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、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,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。上海分社“经济报道没做好”,使我承受巨大压力。我感到迷惘,无所适从。某年,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。我不知道他此行的“任务”。但是他私下对我说,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,责任不在于我,我已经尽职了。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。1982年春,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、专稿部及广东、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,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。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,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。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,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。于我,真是醍醐灌顶!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,目的明确,效果显见。我走出了“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”、“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、文艺、体育等‘三宝’为主”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,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
也是在1982年,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,明确了“面向中间,反映现实”的专稿工作新方针。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,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、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。其时香港《明报》、《快报》等常见署名“宗涓”的专电,评述中国时政。文笔挥洒自如,读得我如痴如醉,不胜钦羡。我本专稿部出身,于是学样“跟进”。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,给我鼓励。1984年底,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,还当面请教,受益匪浅,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。上述时期,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,我的多位老同事,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,他们是我的益友,更是良师。我永远感谢他们。挂一漏万,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。
1984年底,各地方分社换班。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。我毫无思想准备,心中茫然。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。他“面授机宜”道: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。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“强项”;二来只有身在“第一线”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。后来,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。虽然辛苦,于我个人、于分社都足见成果,毋庸多言。
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,得到多位领导、资深同事们的培养、帮助,十分难得;唯有满怀感激,永远念叨:“师恩难忘”!
(历史资料)
传奇落幕!球王贝利的最后一程******
中新网1月3日电 2022年年末,82岁的“球王”贝利走了。绿茵场失去了它的“国王”,一代人关于足球的信仰也随之而去。
当地时间1月2日,贝利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巴西桑托斯市的维拉贝尔米罗体育场进行,计划持续到当地时间3日上午10时。
当地时间1月2日,“球王”贝利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其曾效力近20年的桑托斯俱乐部球场举行。图为桑托斯维拉贝尔米罗体育场排队等待的民众。送别“球王”
早在告别仪式开始前,球场看台上便悬挂起了写有“球王贝利享年82岁”的巨型横幅。球迷们纷纷赶来,在球场外围的贝利雕塑旁献上鲜花。在这座圣保罗郊外的绿茵场上,人们在用自己的方式,送别“球王”最后一程。
“我会在这里待整整24小时。”一位巴西球迷这样说道。
维拉贝尔米罗体育场是巴甲桑托斯队的主场,也是贝利辉煌生涯的闪耀时刻。从1956年到1974年效力球队的18年间,贝利出场660次并打进643球。
当地时间1月2日,“球王”贝利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其曾效力近20年的桑托斯俱乐部球场举行。图为桑托斯维拉贝尔米罗体育场排队等待的民众。当地时间1月2日凌晨,贝利的遗体棺椁从圣保罗阿尔贝托·爱因斯坦医院运往体育场,被安放在场地中央临时搭建的篷房中。沿途道路两旁,众多球迷向“球王”致敬。灵柩由贝利儿子埃迪尼奥和巴西球星泽罗伯托等人抬入现场。
在告别仪式持续的24小时时间里,球迷可以进入体育场内进行吊唁。悲惋悠扬的乐曲声下,走入球场的球迷们手举横幅和巴西国旗,甚至有人将大力神杯的纪念品佩戴在头上,用以纪念“球王”传奇的一生。
1958、1962、1970年三届世界杯冠军,都被桑巴军团揽入怀中。贝利就此成为足坛历史上唯一一位三夺世界杯的球员,这个纪录至今仍未被后人超越。
当地时间1月2日,“球王”贝利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其曾效力近20年的桑托斯俱乐部球场举行。图为民众排队前往悼念贝利。用“贝利”命名足球场
遗体告别仪式开始前,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也抵达维拉贝尔米罗球场,送别“传奇”。
据外媒报道,因凡蒂诺表示,世界知道贝利为足球所做的一切。贝利是永恒的,“球王”是永恒的。“我带着很多情绪来到这里,包括悲伤和微笑,因为贝利给了我们这么多微笑。”
为了纪念这位足坛英雄,国际足联希望每个国家都能以“贝利”的名字命名一座足球场。
当地时间1月2日,“球王”贝利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其曾效力近20年的桑托斯俱乐部球场举行。图为贝利灵柩上覆盖巴西国旗。“在20年、30年、50年或100年后,当有进球发生在每个国家的贝利体育场时,有人会问贝利是谁,其他人告诉他贝利是一位非常伟大的球员。”
当地时间1月3日上午10时球场追悼结束后,灵车将载着贝利的棺椁在桑托斯市缓慢游行。经过贝利百岁母亲的居所,最终抵达距离维拉贝尔米罗体育场约1公里远的公墓。葬礼也将于当天举行。
这座公墓是一栋高层建筑,共有32层。据媒体报道,为了方便球迷吊唁,贝利家人选择将他葬在1楼,但球王最初的选择是9楼,他说这是为了纪念曾经身穿9号球衣比赛的父亲,也能俯瞰整个体育场。
辉煌职业生涯
谈起贝利,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,他是人们口中“上天赐予足球的礼物”。
1940年10月23日,贝利出生于巴西特雷斯科拉索斯。据外媒报道,外界熟知的贝利其实是一个绰号,关于其说法不一。
有外媒称,这是在他小学时得来的,与球员瓦斯科·达伽马·比莱有关。小伙伴们称他为“比莱”,后来喊着喊着成了“贝利”。而贝利本人起初并不喜欢这个称谓,但最终他让“贝利”名满天下。
1958年瑞典世界杯,当时年仅17岁的贝利帮助巴西队夺得世界杯冠军后靠在队友身上哭泣。17岁,贝利入选巴西国家队。1958年瑞典世界杯上,在巴西与威尔士队的1/4决赛中,贝利打进致胜一球。那一天,他只有17岁7个月零27天,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年轻进球者。
但这只是那段辉煌历史的起点。1958、1962、1970年三届世界杯冠军全部被桑巴军团揽入怀中。贝利成为足坛历史上唯一一位三夺世界杯的球员。
渐渐地,大家把“球王”称号送给了这个来自巴西的年轻人。在21年职业生涯的1366场比赛中,贝利攻入1283粒进球。在很多老一辈球迷的记忆中,贝利便是他们对于足球的绝大部分认知。
当地时间1月2日,“球王”贝利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其曾效力近20年的桑托斯俱乐部球场举行,民众排队前往悼念贝利。在充满爱和智慧的一生中,贝利诠释了足球场上最大的艺术,他坚信“爱”可以治愈世界上一切问题。
如今,他的信念成为了后代的遗产。深受其影响的人们也驻足在灵柩前,送“球王”最后一程。(完)
(文图:赵筱尘 巫邓炎) [责编:天天中] 阅读剩余全文() |